1954年深冬，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场，一位穿着旧棉袄的中年军官提着藤箱匆匆下机，他是张际春，告别了三十年的戎马生涯，奔赴中央宣传部门任职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次调动会使他与即将到来的授衔无缘。

1955年春，全军首次大授衔工作紧张展开。彭德怀牵头，罗荣桓等人日夜核对人事和立功材料，名单最终呈交中南海。毛泽东在审阅大将名单时，在张际春的名字上划去一条线，理由简短：此人另有任务。这样一句话，既说明了组织判断，也决定了张际春不列入授衔之列。

张际春在第二野战军中长期负责政治工作，被称作“二野老妈妈”，细致周到，深得领导信任。按同类岗位的评定标准，他本可与东北、西北、华东等地区的政工主官并列获将衔，但因早先调离军队转入中央宣传系统，按照当时的授衔条例和毛主席提出的原则，离开军事岗位者不再评衔，制度因素是关键所在。

他生于1900年湖南宜章，家境清寒却坚持求学，青年时期受到毛泽东讲课影响，投身农运与革命。1928年迎接朱德、陈毅部队进入郴州后进井冈山，长期从事赣南、闽西、湘鄂赣等地的组织与宣传工作，参加长征并站在宣传与收容事务的前沿，曾公开反对张国焘的南下主张。延安时期，他主持抗大政治部，带领师生南征北战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，他在后方与前线之间奔波，负责政治动员、安置俘虏与抚恤，保障了部队的持久战斗力。

1950年关于是否随军入朝，他曾主动请缨，但被中央留用，承担政工与文化建设任务。1954年中央需要军事经验兼具宣传能力的人才支援北京工作，张际春因此调入中央宣传系统，离开军队也就失去了授衔资格。

进京后，他分管文化教育事务，起草宣传纲要，组织翻译马列著作，参与高等教育布局调整，加班到深夜是常态，曾把宣传工作比作“另一场长征”。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首当其冲被隔离审查，始终以平静克制应对，临终前表示对党问心无愧。1968年9月12日他在北京去世。直到1979年7月19日，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追悼会，邓小平主持，韦国清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他的忠诚与贡献。

军史档案将他列为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奠基者、第二野战军政工体系的主要创建者和延安时期宣传队伍的骨干。虽然没有佩戴军衔的星徽，但这并未掩盖他的历史地位：组织把另一项重要使命交给他，他在政治与文化战线上的奉献，与军旅功绩同样值得铭记。